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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朝父祖赠官的流变,用学术理论来解释,应该怎么理解?

作者:admin    文章来源:未知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22-08-03 16:23

引言

辽朝父祖赠官的流变,用学术理论来解释,应该怎么理解?——首先,官员、后妃、高僧的父祖因后世子孙的显贵而推恩追赠官爵,即父祖赠官。由于辽朝父祖赠官的记载较少,而且一些官员的赠官来源不详,导致分析父祖赠官的难度较大。父祖赠官之制萌芽于两汉时期,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,降至唐、五代时期渐趋完备。父祖赠官的主要对象是官员和后妃两大群体。此外,大德高僧、平民、将士等群体亦可凭借对王朝的特殊贡献获得推恩父、祖的荣耀。

一、官员父祖赠官概况

官员的父祖赠官可追溯至东汉末年。公孙康割据辽东,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,“追封父延为建义侯”,公孙康僭越礼制,未得到皇帝的允许,擅自赠父侯爵。曹操封魏王后,推恩追赠曹仁之父,“追赐仁父炽谥曰陈穆侯,置守冢十家”。官员推恩追赠父官最早出现于曹魏时期,王豹因子王基的功劳获赠北海太守的官职。

父祖赠官制度在南北朝政权中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。据学界的相关研究,北魏、东魏、北齐时以贵臣或幸臣为赠官对象,北魏赠及父官内容多元化,多以将军号加刺史号为主体,品级差异较大。

北周赠官对象转入以勋业为主,几乎没有一个幸臣。赠官内容中勋官几乎充斥整个赠官主体,并且向多赠化方向发展。隋代的赠官对象仍以勋业为主,地方官职为赠官的核心内容。唐代是父祖赠官的成型期。自神龙元年(705)唐中宗亲祀明堂赦文始,唐代父祖赠官开始走向制度化,这种制度化是以诏敕文书的形式来完成的。

《唐大诏令集》记载中宗亲祀明堂的赦文:“内外职事官三品以上及四品清官并中书门下五品、父已亡者并量加追赠。”此后父祖赠官便频繁出现于唐代的官方赦书中。

唐玄宗以后,父祖赠官制度基本成型。官员父祖赠官内容由以赠上州刺史为主的较为独立的赠官内容体系,到父祖内容的多元化,最后发展到累赠的频繁,赠官官品呈现高品级化的特征。

五代时期的父祖赠官在因袭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。《五代会要》记载:“按旧制,一品官亡父已上三代,约其子官品第降一等,亡母追封国号,祖母已上第降一等。”父、祖、曾祖三代的赠官官品存在等级差异。一般来说,父的赠官比祖高一级,祖的赠官比曾祖高一级。

这个制度化的规定要比唐代节级赠官完整得多,其最迟形成于晋高祖天福二年(937)。五代父祖赠官的发展与完善,为宋代完成制度化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后妃父祖赠官概况

传统意义的“后妃父祖赠官”,即后妃的直系男性亲属因外戚的尊贵身份推恩获得赠典。后妃的父祖赠官可溯源至西汉的吕后,自此“两汉历代的皇太后、皇后之父都会获得封赠,这已经成为一种定例。”皇后赠父官爵印绶之例始于东汉后期,邓香之女为汉桓帝皇后,其凭借后父的显赫身份获赠车骑将军、安阳侯印绶。

此外,汉灵帝何皇后在立后的次年,也获得推恩赠父的恩荣。《后汉书》云:“追号后父真为车骑将军、舞阳宣德侯,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。”

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后妃父祖赠官的数量增多,主要体现了皇帝的个人意志,无明显的规律性。后妃的父祖赠官于唐代成为常制,其经历了一个由赠后父到赠太后父祖、赠后、太后祖再到赠后、太后曾祖的发展过程。据学界的相关考证,可知唐代后妃父祖赠官的内容无流变规律可循,赠官模式前期多为双赠,后期多为三公官、三师官。囿于史料的匮乏,有关五代时期后妃父祖赠官的具体面貌不可详考。

三、“赠其父母官”涵义发覆

《辽史》卷十九《兴宗纪二》记载:重熙十年(1041)“八月丙戌,以医者邓延贞治详稳萧留宁疾验,赠其父母官以奖之。”此句易产生歧义。因为所谓“赠”,在多数情况下指对逝者的追赠,在特殊语境中也具有赠赏生者的表达。

关于辽兴宗“赠”邓延贞“父母官”,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:其一,辽兴宗以地方官职作为邓延贞的奖赏,其二,辽兴宗通过追赠父母官爵、邑号的方式,奖励邓延贞的功劳。仔细分析,第一个解释更加符合实际,第二种解释可能对史料存在误解。首先,在中国古代百姓常将治理地方的各级官员统称为“父母官”。

“民之父母”是被各个社会阶层普遍接受的观念,儒家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普遍的社会观念之上。“父母官”的指称可追溯至两汉时期,降至唐宋之世,“民之父母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。

例如,北宋王禹偁编撰的《小畜集》记载:“吴郡包山侧,长洲巨海湄。万家呼父母”。在后面解释,“民间多呼县令为父母官”兴庙时,皇太后齿疾,工治不验,因召入,遽以术止之。后累官至节度使,加勤劳奉职功臣,右千牛卫上将军。”“贞”当作“正”,是不同的音译。由此可见,邓延正(贞)因医治皇太后“齿疾”有功,出入扈从,成为帝后的近臣。后至重熙十年(1041),邓氏以医治萧留宁之功获得地方官的赠赏。

最终其累官至节度使、诸卫上将军。因此,《兴宗纪》中“赠其父母官”的记载不应理解为父祖赠官之意。

四、“郑弘节”赠官来源辨析

郑弘节的赠官应源于次子郑颛。据撰于天庆三年的《马直温妻张馆墓志》记载,张馆之母为“翰林学士、赠侍中弘节之女”。据此知郑弘节在墓志制作前已获得赠典。

此外,《辽史》仅有郑弘节在圣宗太平年间的两次任官经历,再按《张俭墓志》载俭次女“适故前进士、翰林学士、给事中、知制诰郑弘节”,结合现有史料可知郑弘节为圣宗时期进士,累官兵部郎中、临潢少尹,终于翰林学士。《俭志》撰于重熙二十二年(1053),则弘节当在太平末年至重熙年间卒殁,其侍中官的赠与可能与生前的官职有一定关系。

揆诸实际,郑弘节获赠侍中的原因,更可能是次子郑颛官至宰相后的推恩追赠,属于父祖赠官的范畴。首先,道宗大安元年(1085)的《郑颉墓志》记颉为“翰林学士弘节之长子”,其中弘节终官“翰林学士”的记载与《俭志》相符。

因辽人撰写官宦墓志时,一般会秉承“趋尊”的原则,将官员生前最为尊显的官爵书写在志文中,若其时已有“侍中”的追赠,则文内应有体现,这侧面证明重熙末年至大安元年,郑弘节尚未得赠。

其次,大安元年(1085)弘节次子郑颛官“昭文馆直学士、知西都转运使”,此时的郑颛为辽朝的中级官员,不具备推恩赠父相衔官的资格。至寿昌六年(1100)六月,“辛丑,以有司案牍书宋帝‘嗣位’为‘登宝位’,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,出颛知兴中府事”,上述史实表明郑颛至晚在寿昌年间已官至宰相,则郑弘节的侍中官应为次子郑颛于大安、寿昌间历官宰相时所追赠。

五、燕京丁氏家族赠官情况述略

目前,燕京丁氏家族的墓志已出土三方,即清宁三年(1057)的《丁求谨墓志》、天庆元年(1111)的《丁洪墓志》和天庆三年(1113)的《丁文逳墓志》,现据三方墓志文对丁氏家族的赠官来源略作探讨。丁氏成员中首位获得赠官的为丁远,《谨志》记载:“故赠涿州刺史、检校司徒讳远,曾祖父也。”

按“丁远”之名不见于《辽史》、《洪志》及《逳志》,且志文所记官衔均为卒后追赠,则其生前未仕或任低级职官的可能性较大。丁远的赠典应缘于其子丁揆显贵后的推恩追赠,据《逳志》载“入皇朝有为相国兼侍中讳揆者”,《谨志》记丁揆的官衔为“昭义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”,丁揆于辽初位至宰相,为燕京丁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。虽然丁远获得追赠的具体时间不详,但源于父祖赠官是可以确定的。

结语

总的来说,丁求谕“赠静海军节度使”。按《逳志》与《洪志》对于丁从备父名的记载不一致,一名为“求说”,另一处作“求谕”,其中必有一误。不论名字为何,其子丁从备官至检校太师、辅国大将军是无疑问的。“辅国大将军”于唐制为正二品,丁从备应具有推恩赠父的资格。倘若《洪志》追赠静海军节度使的记载无误,那么丁求谕(说)的情况应属于父祖赠官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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